《资治通鉴》，作为司马光主编、历时19年完成的一部巨著，可谓厚重如山。书中涵盖的16朝1362年的历史，承载了多少血泪，蕴含了多少智慧，恐怕只有精读过的人才能领略。
这本书，被康熙皇帝留下107条批注，毛泽东精读17遍，曾国藩称其为最好的经世治国之书。
但这本中国历史上数一数二的巨著一共294卷，共三百多万字，比世人熟知的牛津词典引例还要再多一百多万。这样一本艰深的巨著——怎么精读？
作者：姜鹏，复旦大学历史系副教授，百家讲坛名师。师从经学史大家朱维铮，专研中国传统文化。
高晓松评价：姜鹏是目前国内讲《资治通鉴》最好的人。
这次，就让我们听听姜鹏对于《资治通鉴》的解读——看资治通鉴中的识人与用事。
一、用人的一般原则
初，智宣子将以瑶为后。智果曰：“不如宵也。瑶之贤于人者五，其不逮者一也。美鬓长大则贤，射御足力则贤，伎艺毕给则贤，巧文辩慧则贤，强毅果敢则贤，如是而甚不仁。夫以其五贤陵人，而以不仁行之，其谁能待之？若果立瑶也，智宗必灭。”弗听，智果别族于太史为辅氏。
《资治通鉴》开篇用倒叙手法，讲述了三家分晋过程中重要的一环，即韩、赵、魏三家联手消灭了执晋国政坛牛耳的智氏。葬送智氏的，是这个家族的领导者智襄子。司马光认为这是一个很好的教训，可以告诉后来者什么样的人能用，什么样的人才是合格的领导者，从中总结出一套“人才观”。
《资治通鉴》讲这个故事，是从智襄子的父亲智宣子选择继承人说起的。智宣子认为智襄子很能干，想让他做接班人。但这个提议遭到了智氏家族另一位长老智果的反对。智果指出，智襄子虽然有五大优点，却有一个致命缺点，不适合担任领导核心。初听智果的意见，会觉得有些无理，任何人都难免有缺点，一个人有五大优点，而明显的缺点只有一个，为什么不能用呢？事实却证明，智果是有远见卓识的。
智果首先罗列了智襄子的五大优点：一、长相帅；二、武艺强；三、多才多艺；四、聪明善辩；五、刚毅果敢。从普通人的角度来看，这已经非常完美了，放在今天，肯定有很多女性为他尖叫。为什么还不适合做领导人呢？
智果指出，智襄子的致命缺点在于他残暴不仁。这么有能力的一个人，却是一个没有仁爱之心的人，如果他凭藉这些能力去凌辱别人，不同样如虎添翼吗？当他不断在凌辱他人的过程中获得快感，同时岂不是为智氏家族树立了众多仇敌？这对智氏家族必然不利。
但智宣子没有听从智果的劝告，还是立智襄子为嗣。智果判断，在智襄子的领导下，智氏必然灭亡。为免受牵连，智果决定不再姓智，而改姓辅，称为辅果。
智襄子上位后，果然倚仗自己的势力和才能，做了很多树敌的事。其中包括当众羞辱韩氏和魏氏家族的领导人。继而强占了韩、魏两家的田地。当有人提醒智襄子要提放韩、魏两家发难报复时，智襄子却自信满满，认为凭着自己的实力和能力，没有人能够挑战他。
当智襄子继续贪得无厌地向赵氏家族索要土地时，遭到了赵氏家族的领导人赵襄子的全力反抗。智襄子会同韩、魏两家讨伐赵氏。两家迫于淫威，不得不协从，但心里却充满了恐惧。他们知道，赵氏如果灭亡，同样的命运可能很快就会降落到自己头上。聪明的赵襄子显然也看透了韩、魏的心思，派遣密使和两家结盟，约定时期，里应外合，打败了智氏，并杀死了智襄子。智氏家族也因此覆灭，唯一的幸存者，就是当初改姓的辅果。
通过总结这件事的教训，司马光按德和才两项标准，将人才分为四等：德才兼备曰圣人；德高于才曰贤人；有才无德曰小人；才德俱失曰愚人。圣贤自来难求。在司马光看来，在得不到圣贤，只有小人和愚人可供选择的情况下，宁可选择愚人，切莫选择小人。因为愚人虽然无德，却也无才，破坏力不强。小人固然有才，但没有道德底线，很可能会给你带来意想不到的损失。
司马光的观点初看起来有些极端，甚至有些迂腐，在大力呼唤创新人才的今天，尤其不合时宜。但仔细深思，我以为司马光的观点触及到了用人的一般原则。
首先，从传统德才观念来说，对于一个性格成熟的人来说，加强他的品德，比提升他的才华更难，也就是说在品德上出现短板，比才华缺陷更难弥补。失去品德的驾驭，才华完全有可能成为伤害的利器。
其次，切合当代社会，我们可以灵活地把“德”理解为是一种与人相处的能力。有德之人最基本的特征，是能替他人考虑、没有侵略性。这样的人能吸引到更多人愿意与他交往，这其实是一种能赢得长远回报的重要能力。在一个注重人际关系的社会里，这样甚至可能是成功的前提。我们可以举出更多例证来证明，有实力、有能力的人未必是最终的赢家，和德性的缺失往往有很大关系。
非常之事有待非常之人，在一些特殊环境下，才能本身的确会起到决定性作用，而不必受缚于品德。但我们不要忘了，社会运转的基石是普通人与普通事。在处理普通人事的时候，我们必须注重一些一般原则，其中就包括司马光的人才观。
二、不妨给对手放行
公元5世纪前期，中国仍处于南北分裂时期。南方的东晋王朝已是日暮黄昏，大权旁落到军阀刘裕手中。北方地区，东边统一在鲜卑拓跋人建立的北魏政权下；而今天的陕西省境，则控制在以姚为姓的羌人贵族手中，历史上称为姚秦，或后秦。公元415年，后秦君主姚兴去世，国内陷入混乱，使得当时的国际形势发生了一些微妙的变化。
公元417年，东晋权臣刘裕试图伐秦。但问题是，东晋政治重心在东南，伐秦是往西北打。秦国的东大门是易守难攻的潼关。刘裕想撬开潼关，须假道北魏境内，溯黄河西上，再在黄河南岸登陆。于是刘裕向北魏朝廷提出了借道请求，希望假魏国境内，溯河西上，直趋潼关。
魏太宗拓跋嗣召集内外臣僚，广泛征求意见。大臣们几乎众口一词，以为刘裕居心叵测，不可借道。理由很充分，潼关天险，一人荷戈，万夫莫进，刘裕孤军远征，要攻下潼关，谈何容易。且刘裕是久战成精的宿将，应该考虑到攻打潼关的风险。如果攻不下潼关，北魏军队又在后面堵住他的退路，刘裕所部岂不成了砧板上的鱼肉？
刘裕不会犯这样的低级错误。因此大家认为，刘裕名为伐秦，实则难测，他若借道溯河西上，弃舟登岸之日，不登南岸登北岸，就能纵横魏国境内。只有一人提出了不同看法，是当时的博士祭酒崔浩。崔浩以为，刘裕伐秦志在必得，不会跟魏国纠缠，绝无登岸北进的可能。且刘裕醉翁之意不在酒，破秦而必不能守，应该借道给他，坐收后利。经过一番权衡，魏太宗为保险起见，还是遵从了大家的意见，没有答应刘裕的借道诉求。
但这也给北魏带来了麻烦。刘裕要西进，北魏不放行，双方发生了军事摩擦。北魏军队被刘裕打败，损失惨重，意气风发的刘裕强行西上。此时魏太宗又和崔浩谈起了这件事，崔浩分析了三点：首先，刘裕以出身卑微的将校成为独揽东晋朝政的权臣，在东晋内部必然有很多政敌。前东晋荆州刺史、宗室司马休之，就是刘裕的重要政敌。司马休之被刘裕打败后，依附于姚秦，故刘裕早就想伐秦。
现在秦国内乱，机不可失，所以刘裕是真心伐秦。其次，想一想刘裕伐秦成功之后会做什么？“裕克秦而归，必篡其主”，（《资治通鉴》卷一百十八）这是刘裕作伐秦这篇文章的题眼。
刘裕在东晋的势力，距篡夺皇位只差一口气，伐秦除根铲政敌外，还为篡位加重了砝码。伐秦成功后，刘裕必然会把重心放在准备篡位上，而不是管理西北。于是导出第三点，倾心东南皇位的刘裕，不会下血本守护西北，西北迟早成为魏国口中的肥肉。所以结论是，如果阻拦伐秦，打乱他的步骤，刘裕被逼急了会跟魏国死磕，魏国白白替秦国蒙受损失。
如若放行，让他攻灭秦国，也不过是为魏国做嫁衣。孰为上策？魏太宗这次采纳了崔浩的建议。
不出崔浩所料，刘裕成功灭秦后，并没有留重兵驻守，只留下幼子坐镇关中，自己则急忙赶回东南，准备篡位去了。幼子的表现令人失望，刘裕却无暇西顾，西北最终真的落入了北魏的腰包。
崔浩不是未卜先知的神仙，为什么能把事情看得这么准？关键在于他能洞察对手真正想要什么，对于刘裕来说，灭秦是手段，篡位才是目的。所以他能断定刘裕不会和自己纠缠，也不会把重点放在秦国问题上。据此来决策，拦着他，自己替别人受损失；给他放行，却能为自己带来好处。
由此可见，在竞争关系中，并不一定是堵住别人的路就能为自己争取优势，很多时候看清形势，为对手亮绿灯，未必是坏事。尤其是在多角竞争关系中，要学会借力打力。
三、要勇于示弱
《老子》有言：“人之生也柔弱，其死也坚强……故坚强者死之徒，柔弱者生之徒。是以兵强则不胜，木强则拱。”在强敌环伺的恶劣环境下，勇于示弱、善于示弱不仅是生存法则，也是争取最终胜出机会的必要策略。《资治通鉴》卷一百八十二至卷一百九十描绘了波澜壮阔的隋末大起义。李渊能够在复杂的各方博弈中脱颖而出，定鼎中原，细思前后，和他两次重要的示弱策略密不可分。
两次示弱都发生在十分关键的义宁元年（617），第一次是示弱于突厥。
李渊进军长安之前，为隋室镇守晋阳，主要目的应该是防守突厥。自汉迄唐，今天的山西省中北部地区都是游牧民族和中原政权冲突频发地区。李渊西顾长安，争夺皇权，不能让突厥成为后顾之忧。
于是在刘文静的建议下，“卑辞厚礼”讨好突厥可汗，并打算向突厥市马。突厥既想在李渊身上做些政治投资，又想挣笔钱财，于是准备了一千匹战马与李渊贸易。李渊方举大业，战马作为最重要的战略物资，自然是多多益善。出人意料的是，李渊却只买了其中的一半。将士们以为李渊缺钱，纷纷表示愿意出私钱买下另一半战马，却又被李渊制止了。其实李渊并不缺钱，那他为何不将所有战马买下？如果过于暴露财富实力，一下子吃下一千匹战马，让突厥人觉得买卖好做，激起他们的贪利心，更多无谓的交易就会跟着来。况且李渊此时的处境，不能得罪突厥。一旦突厥贪得无厌的心理被激发，又不能拒绝他们，届时就是一件麻烦。所以李渊在第一桩买卖中示贫，缩减突厥的胃口，以确保合理的交易可以长期维持。
接着李渊又向突厥借兵，同样出人意料，居然只借了区区数百骑兵。这又是为什么？大举借兵，固然能增强自身实力，但将来如何与突厥分享胜利成果，必然是一个令人头疼的问题。在李渊看来，数百突厥骑兵足以为用。他只需要借这些突厥骑兵向中原竞争者们释放信号，让人们以为突厥人站在李渊一边就可以了。事实证明，在宜弱不宜强原则的指导下，突厥没有成为李渊逐鹿中原的绊脚石。
第二次是向李密示弱。隋末流行着李姓将王的谶言，早在李渊之前竖起反隋大旗的李密，实力十分雄厚，以义军盟主自许。
李渊察觉到了李密的狂傲和野心。长安是李渊志在必得的猎物，又不能因为这些成绩让自己成为李密的眼中钉。于是李渊还是用卑辞交结的手段笼络李密，推许李密为应运而生的救世真主，而表明自己的志向仅仅是想在天下平定之后继续做唐公。
这一招果然麻痹了李密。当李渊全力进攻长安时，李密的主力在洛阳附近处理更为棘手的关东形势。
李密不仅要和实力强大的王世充争夺洛阳，还要应付弑杀隋炀帝后率领宿卫精锐北上的宇文化及，此外还有各路实力不同、目的不一的军事力量。关东既是反隋势力的大本营，又是隋军与义军拉锯战最激烈的地区，形势远比长安复杂。李密虽然重创了宇文化及，但自身的实力也在与王世充的对抗过程中大受损伤。
与此同时，李渊却以并不太大的代价成功攻下了长安，掌控了帝国中枢神经。当李密鏖战关东时，李渊则在关中养精蓄锐，坐观成败。最终李密被王世充击败，只带领一小股人马投奔李渊。时局至此，从李唐的角度看，李渊只用了一封言辞谦卑的信，就让李密替他在关东摆平了这么多麻烦，而李密自身的势力也在这个过程中得到了解决。这可以说是李渊创业过程中最高明的一步棋。
李渊之胜，胜在懂得示弱；李密之败，败于自恃其强。《老子》所谓：“弱之胜强，柔之胜刚，天下莫不知，莫能行。”
四、不必太精明
《红楼梦》第五回中有十二支曲子，分别预示十二钗的命运。其中有一曲《聪明累》，点的是王熙凤，开头词句大为脍炙人口：“机关算尽太聪明，反算了卿卿性命。”
我们总希望有足够的精明来应对复杂多变的人和事。但勤于算计、过于精明的人，往往得不到自己期待的结果，不仅如此，结局还有可能与自己的初衷截然相反。更有甚者，算来算去算丢了身家性命，恰如《红楼梦》中的琏二嫂子般。历史上自然也有不少这样的人物，隋末曾经风云一时的沈柳生正是其中一位。
义宁元年（AD.617）的隋室江山，也可以用《聪明累》中的语句来形容，那真是“忽喇喇似大厦倾，昏惨惨似灯将尽”。东西南北都出现了实力强劲的反隋武装，鼎迁运移之势非人力所能挽。西南地区的起义政权虽然成熟得比较晚，但一经产生，也被证明为是一支不可小觑的力量。这支政权成立后，奉南朝梁室后裔萧铣为领袖。在它形成过程中，沈柳生也起到了不可忽视的作用。
萧梁虽曾统治南方，成一代霸业，但至隋末，家族势力已衰微。被推戴前，萧铣只是小小的罗川县令。哄抬萧铣的力量主要有两支，一支以原属隋朝军队的低级将领董景珍、徐德基等人为首，另一支是沈柳生经营的民间武装，故史书称沈柳生为“贼帅”。这两支力量与萧铣的结合颇具戏剧性。
起初，沈柳生率领队伍攻打罗川，把萧铣逼得很窘迫。恰在此时，远在巴陵的董景珍等人准备起兵反隋，并决定推戴萧铣，派使者到罗川沟通。萧铣得信大喜，认为趁此“天下皆叛，隋令不行”之际聚义起事，可以“号令江南，中兴梁祚”。
同时萧铣也想到了应对沈柳生的良策：若能以相与起事、共图大业为由说服沈柳生加盟，不仅能解罗川之围，更能壮大自己的力量。萧铣成功了。就像黑钱需要洗白一样，沈柳生应该也很想摆脱“贼帅”的恶名，变身为正规军，所以他爽快地答应了萧铣。萧铣既打出了反隋大旗，又有沈柳生支持，迅速使得远近归附，队伍壮大到几万人，蔚为可观，下一步就是要和董景珍等人会合。
萧铣带领队伍行向巴陵，在和巴陵势力初步接触的时候出问题了。问题就出在沈柳生身上。徐德基奉董景珍之命，率领数百名巴陵豪杰出城迎接萧铣，却在见到萧铣之前被沈柳生杀了。
沈柳生打的什么算盘？沈柳生自认是用实际力量拥戴萧铣的第一功臣，但麻烦的是自己有一个洗不干净的“贼帅”黑底。董、徐诸将原本就是正规军，又有很强的实力。合势之后，董、徐等人排名必然在前，沈柳生不甘心接受这样的局面。为了自己的长远利益，沈柳生决定杀掉徐德基，质押巴陵众豪杰，然后“独挟梁公，进取郡城”，争做萧铣之下的一号人物。
沈柳生的大胆举动使得萧铣惊呆了。大事方举而自相残杀，萧铣认为自己没有理由再在这支队伍里呆下去，试图徒步走出军营。萧铣的激烈反应也让沈柳生乱了方寸。沈柳生知道，失去萧铣这面旗帜，自己将重新沦为“贼帅”，于是伏地请罪，请求萧铣原谅。
一番曲折后，萧铣和沈柳生率领部队进入巴陵郡。董景珍探知情伪后对萧铣说，徐德基这样的建义功臣，沈柳生说杀就杀了。这样的事，如果不给予重重处罚，怕难以立威服众，沈柳生今后也会越来越嚣张，难以收服。萧铣很认同这个观点，于是授权董景珍，收杀了沈柳生。
纵观沈柳生的这段经历，创业初级阶段就计较排名，不仅没做成“一号人物”，反而早早地被物理消灭，不正应了《聪明累》所说的“机关算尽太聪明，反算了卿卿性命”吗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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